致敬少先队辅导员华耀国带领孩子们在实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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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8月,华耀国在新疆喀拉斯

年7月23日,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。华耀国置身江苏分会场,望着屏幕前的人民大会堂,思绪瞬间穿越了时空,带他回到以往一次次的少代会时光。

回想年参加第一次全国少代会时的情景,华耀国仍觉记忆犹新。当时在农村教书的他,作为少代会代表第一次来到北京,走进中南海怀仁堂,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二排出席会议,还受表彰作为“全国优秀辅导员”上台领奖,现在回忆起来仍感到激动和荣耀。“那一次难忘经历成为激励我一辈子努力工作的内心动力和源泉。”他笑呵呵地回忆。

此后的每一次少代会,华耀国都作为代表或工作人员参加。从一名农村教师到南京市少先队总辅导员、江苏省少先队总辅导员,从孩子们的“华老师”到“华伯伯”,许多江苏人的童年记忆中,都有一位精力充沛、和蔼可亲的大朋友,陪伴他们一路成长,带给他们温暖和感动。

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

华耀国是南京人。年,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开展时,他正在读中学。正值青春年华的他,心中涌动着一腔热血,想要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。

“之前学校曾经组织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《军垦战歌》,我被电影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艰苦创业的精神深深激励,也想为建设祖国边疆出一份力。”华耀国和几个同学怀着炽热的感情给兵团写了一封联名信,要求去支援边疆建设。虽然这个愿望没有达成,但到艰苦地方工作的想法一直很坚定。临近毕业分配,华耀国第一个带头报名选择了农村。父母不在家,他自己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去销了户,就这样义无反顾,没留任何退路。

“后来,妈妈知道了,掉了眼泪。”华耀国回忆起当时的决定时说,这条路是自己选的,以后走得再苦、再累,也没有跟家里人抱怨过。

17岁的少年背起行囊,远离父母,来到江苏省宝应县黄埔公社曹坝大队。来到农村,和村民们一起生活,一起劳动,种田,挖河,住在工棚里睡地铺,被虱子咬得浑身是包。那个时代农民缺吃少穿,长年“瓜菜代”,一棵青菜舍不得连根挖起来吃,只把外面的菜叶子扒下来,里面的菜心长长又吃,一棵青菜从冬天一直种到春天。最怕春天的时候,粮食没下来,青菜也抽薹不能吃了,只能饿肚子。“现在,看到油菜花开,年轻人都觉得很美,可是我心里总有一种很酸楚的感觉,就是因为那时候留下的记忆。”华耀国说。

插队的岁月,华耀国并没有因为农村生活的苦和累而后悔,相反,他和这片土地、和这里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谁家收到信了,都要找他给读一读,写回信也是他给代笔。知青班组几个年轻人的衣物成了整个生产队共有物品,生产队长要去开会,年轻人要结婚,常常来他们这里借衣服、借鞋穿。他生病了,是农民抬着他走十医院治疗。

有一年,公社有几个名额,可以去城里读书,一直在村里兢兢业业教书的华耀国得到推荐,却在最后关头被人顶替,是乡亲们挺身而出,为他仗义执言。大家一起写了联名信,满纸的签名和红手印让华耀国流下热泪。他说,后来读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,很有共鸣,总觉得内心很多感受和总书记是共通的。插队生活,他读懂了农村,感受到人民两个字的厚重,也感受到了什么是血浓于水。“是人民群众呵护着我,支持着我,一路成长起来。在这个过程中,也建立起深深的情感纽带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,华耀国带领队员在大运河畔话今昔

孩子们心中的“妈妈老师”

华耀国刚来的时候,原来的一个耕读小学已经形同虚设,教室里简陋得没有桌凳,唯一的老教书先生年事已高,不能教书了。

年,村民推荐,华耀国成为生产队的老师。

学校就是猪圈旁边的一间破草房。教室里的30个学生,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,老师只有他一个,语文数学音乐美术都要教。

华耀国捋起袖子,挽高裤子,和村民一起“脱土坯”,晒干,帮学生们垒课桌。他买来许多张大红纸,裁订成描红本,教孩子认字写字。没有办公经费,他领着学生养蚕、采药材,换回文体用具。他的复式教学课多次成为公社示范课。他还作为一名村小民办教师出席了地区教育工作会议。

年,知青大规模返城,华耀国有了上学的机会,去读了师范,他的想法很简单,拼命学点专业知识,做个真正的人民教师。一年半,他又返回宝应,在宝应湖边的瓦甸学校当老师。

那时孩子们家里生活条件大多艰苦。早晨来上学,口袋里塞上一个冷山芋,就是一顿早饭;星期一来上学,扛上一小袋米、拎上一小瓶咸菜,就是一个星期的午餐;开学要交学费书本费,得分几次才能勉强交清。甚至还有学生因为吃不饱而辍学,华耀国就一次次家访,劝家长让孩子回学校。因为住得离学校太远,又没有交通工具,十几里路全靠步行。华耀国就帮忙想办法,建议孩子能不能借住在亲戚家,或者和同学挤一张小床。实在没有亲友的,他就跟家长商量:让孩子跟我住吧。

那几年,华耀国宿舍里总是住着几个孩子。他们多数是渔民的孩子,没有很好的卫生习惯,身上头上长满了虱子。他从不嫌孩子脏,给他们洗头洗衣服。学生生了疥疮,华耀国请在泰州工作的姐姐从皮肤病研究所买来药膏,天天给学生擦洗换药,洗净沾在被子上的脓血。后来,学生在作文里把华耀国称为“妈妈老师”。

华耀国记得,有个女孩叫小凤,是一户渔民的孩子。一次周末放了学回家,之后就没有回到学校。华耀国跑了十多里路,辗转找到她在湖边的家。见到老师来了,小凤很高兴,说,老师,我还想读书,可是家里不让上学了。

华耀国请村民把孩子的爸爸从小渔船上找来,问他孩子怎么不去学校了。家长为难地说,她是个女孩子,上学没啥用,再说也没地方吃住。

华耀国说:“孩子想上学,我可以想办法,让孩子住到我们老师的家里吧。”

就这样,小凤回到了学校。一天晚上上完晚自习,她突然发起高烧,华耀国和老师们七手八脚地用一个课桌板抬着孩子,一路跑到渡口,大声呼喊对面的艄公过来,医院。在医院,孩子被确诊为急性脑炎。经过一夜紧急抢救,第二天,家长匆匆赶来,留着眼泪说,华老师,您是孩子的救命恩人。

学生家里有什么好吃的,父母总要孩子们“给先生送一些去”。端午节,学生们拎着粽子,跑到华耀国的宿舍窗外,往屋里一丢就跑了。华耀国追出去喊:是谁啊?孩子已经一溜烟跑远。

回忆起那段岁月,华耀国说,那时生活上的艰苦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,但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每一天,心里都充满温暖和希望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。当年华耀国悉心培养的孩子们,已经步入中年。而“妈妈老师”,仍然为少先队事业忙碌着。年春节,华耀国回到瓦甸,与他教过的几百个学生相聚。当年稚嫩的面孔,如今已经两鬓染霜,也都有了自己的下一代甚至第三代。但戴上红领巾,仍然是那么熟悉亲切。“大家戴上红领巾相聚,又是少年,我这个将红领巾事业作为终生理想的辅导员,无比感慨。与大家相聚,大家的内心依旧阳光、向上,与红领巾一样美丽,这是我最感到欣慰的地方。”华耀国说,大家建了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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