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8月，华耀国在新疆喀拉斯年7月23日，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。华耀国置身江苏分会场，望着屏幕前的人民大会堂，思绪瞬间穿越了时空，带他回到以往一次次的少代会时光。回想年参加第一次全国少代会时的情景，华耀国仍觉记忆犹新。当时在农村教书的他，作为少代会代表第一次来到北京，走进中南海怀仁堂，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二排出席会议，还受表彰作为“全国优秀辅导员”上台领奖，现在回忆起来仍感到激动和荣耀。“那一次难忘经历成为激励我一辈子努力工作的内心动力和源泉。”他笑呵呵地回忆。此后的每一次少代会，华耀国都作为代表或工作人员参加。从一名农村教师到南京市少先队总辅导员、江苏省少先队总辅导员，从孩子们的“华老师”到“华伯伯”，许多江苏人的童年记忆中，都有一位精力充沛、和蔼可亲的大朋友，陪伴他们一路成长，带给他们温暖和感动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华耀国是南京人。年，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开展时，他正在读中学。正值青春年华的他，心中涌动着一腔热血，想要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。“之前学校曾经组织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《军垦战歌》，我被电影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艰苦创业的精神深深激励，也想为建设祖国边疆出一份力。”华耀国和几个同学怀着炽热的感情给兵团写了一封联名信，要求去支援边疆建设。虽然这个愿望没有达成，但到艰苦地方工作的想法一直很坚定。临近毕业分配，华耀国第一个带头报名选择了农村。父母不在家，他自己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去销了户，就这样义无反顾，没留任何退路。“后来，妈妈知道了，掉了眼泪。”华耀国回忆起当时的决定时说，这条路是自己选的，以后走得再苦、再累，也没有跟家里人抱怨过。17岁的少年背起行囊，远离父母，来到江苏省宝应县黄埔公社曹坝大队。来到农村，和村民们一起生活，一起劳动，种田，挖河，住在工棚里睡地铺，被虱子咬得浑身是包。那个时代农民缺吃少穿，长年“瓜菜代”，一棵青菜舍不得连根挖起来吃，只把外面的菜叶子扒下来，里面的菜心长长又吃，一棵青菜从冬天一直种到春天。最怕春天的时候，粮食没下来，青菜也抽薹不能吃了，只能饿肚子。“现在，看到油菜花开，年轻人都觉得很美，可是我心里总有一种很酸楚的感觉，就是因为那时候留下的记忆。”华耀国说。插队的岁月，华耀国并没有因为农村生活的苦和累而后悔，相反，他和这片土地、和这里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谁家收到信了，都要找他给读一读，写回信也是他给代笔。知青班组几个年轻人的衣物成了整个生产队共有物品，生产队长要去开会，年轻人要结婚，常常来他们这里借衣服、借鞋穿。他生病了，是农民抬着他走十医院治疗。有一年，公社有几个名额，可以去城里读书，一直在村里兢兢业业教书的华耀国得到推荐，却在最后关头被人顶替，是乡亲们挺身而出，为他仗义执言。大家一起写了联名信，满纸的签名和红手印让华耀国流下热泪。他说，后来读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，很有共鸣，总觉得内心很多感受和总书记是共通的。插队生活，他读懂了农村，感受到人民两个字的厚重，也感受到了什么是血浓于水。“是人民群众呵护着我，支持着我，一路成长起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也建立起深深的情感纽带。”上世纪80年代初，华耀国带领队员在大运河畔话今昔孩子们心中的“妈妈老师”华耀国刚来的时候，原来的一个耕读小学已经形同虚设，教室里简陋得没有桌凳，唯一的老教书先生年事已高，不能教书了。年，村民推荐，华耀国成为生产队的老师。学校就是猪圈旁边的一间破草房。教室里的30个学生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，老师只有他一个，语文数学音乐美术都要教。华耀国捋起袖子，挽高裤子，和村民一起“脱土坯”，晒干，帮学生们垒课桌。他买来许多张大红纸，裁订成描红本，教孩子认字写字。没有办公经费，他领着学生养蚕、采药材，换回文体用具。他的复式教学课多次成为公社示范课。他还作为一名村小民办教师出席了地区教育工作会议。年，知青大规模返城，华耀国有了上学的机会，去读了师范，他的想法很简单，拼命学点专业知识，做个真正的人民教师。一年半，他又返回宝应，在宝应湖边的瓦甸学校当老师。那时孩子们家里生活条件大多艰苦。早晨来上学，口袋里塞上一个冷山芋，就是一顿早饭；星期一来上学，扛上一小袋米、拎上一小瓶咸菜，就是一个星期的午餐；开学要交学费书本费，得分几次才能勉强交清。甚至还有学生因为吃不饱而辍学，华耀国就一次次家访，劝家长让孩子回学校。因为住得离学校太远，又没有交通工具，十几里路全靠步行。华耀国就帮忙想办法，建议孩子能不能借住在亲戚家，或者和同学挤一张小床。实在没有亲友的，他就跟家长商量：让孩子跟我住吧。那几年，华耀国宿舍里总是住着几个孩子。他们多数是渔民的孩子，没有很好的卫生习惯，身上头上长满了虱子。他从不嫌孩子脏，给他们洗头洗衣服。学生生了疥疮，华耀国请在泰州工作的姐姐从皮肤病研究所买来药膏，天天给学生擦洗换药，洗净沾在被子上的脓血。后来，学生在作文里把华耀国称为“妈妈老师”。华耀国记得，有个女孩叫小凤，是一户渔民的孩子。一次周末放了学回家，之后就没有回到学校。华耀国跑了十多里路，辗转找到她在湖边的家。见到老师来了，小凤很高兴，说，老师，我还想读书，可是家里不让上学了。华耀国请村民把孩子的爸爸从小渔船上找来，问他孩子怎么不去学校了。家长为难地说，她是个女孩子，上学没啥用，再说也没地方吃住。华耀国说：“孩子想上学，我可以想办法，让孩子住到我们老师的家里吧。”就这样，小凤回到了学校。一天晚上上完晚自习，她突然发起高烧，华耀国和老师们七手八脚地用一个课桌板抬着孩子，一路跑到渡口，大声呼喊对面的艄公过来，医院。在医院，孩子被确诊为急性脑炎。经过一夜紧急抢救，第二天，家长匆匆赶来，留着眼泪说，华老师，您是孩子的救命恩人。学生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父母总要孩子们“给先生送一些去”。端午节，学生们拎着粽子，跑到华耀国的宿舍窗外，往屋里一丢就跑了。华耀国追出去喊：是谁啊？孩子已经一溜烟跑远。回忆起那段岁月，华耀国说，那时生活上的艰苦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，但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每一天，心里都充满温暖和希望。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。当年华耀国悉心培养的孩子们，已经步入中年。而“妈妈老师”，仍然为少先队事业忙碌着。年春节，华耀国回到瓦甸，与他教过的几百个学生相聚。当年稚嫩的面孔，如今已经两鬓染霜，也都有了自己的下一代甚至第三代。但戴上红领巾，仍然是那么熟悉亲切。“大家戴上红领巾相聚，又是少年，我这个将红领巾事业作为终生理想的辅导员，无比感慨。与大家相聚，大家的内心依旧阳光、向上，与红领巾一样美丽，这是我最感到欣慰的地方。”华耀国说，大家建了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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