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定是从母亲那儿学会了“坚韧”这个词。当我向母亲抱怨学校里作业太多的时候，她会告诉我，她是怎样学会织渔网的。
一
在我小时候，有一次，我在家里找东西，看见了母亲藏在衣橱角落的一个小木盒。小木盒上涂了一层淡淡的蓝漆，因为年岁久远，颜色已经掉了一大半。盒子没有上锁，只有一枚锈迹斑斑的半弯形铁钉卡在锁扣上，轻轻一推，铁钉便可推出。
木盒中装着好些证件，一叠一叠用红丝带系着，大都是家里重要的文件，譬如猩红封皮的册子是户口本，里头有好几张蓝色纸片，登记着家里每个人的信息：何必成，户主，农村户口，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三组；曾献华，农村户口，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三组。
户口本下有一册土地使用证，上面记录了分配给我家的农田位置、亩数和使用年限。再下面便是林权证，罗列了我家在村子里管理的十多亩山林；还有我当时看不太明白的计划生育宣传手册，等等。
不过，这些证件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，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本通红的小册子——父母的结婚证。
结婚证很薄，只有两页。在证书的第一页，简单地写着父亲和母亲“某年某月某日申请结婚，经过审核，两人符合中国婚姻法要求，给予批准”。第二页上，贴着一张盖有钢印的黑白照片，下面写着父母领取结婚证的时间：一九八七年三月五日。
照片里的父亲穿着一件深色外套，梳着三七分发型，头发有点长，盖住了大半的额头。他抿着嘴，像是望着镜头微笑。若是细看，照片里的他似乎有点紧张，眼睛想看镜头，却又显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或许父亲并不习惯面对镜头，于是眼角有意无意地撇开了。又或许，父亲在那一刻想看看坐在他旁边的母亲。
母亲在照片里的神态比父亲自然多了，不过她的模样和我平常看到的很不同，以至我第一次看照片时竟没有认出来。她那年刚满二十，即便是黑白照片，也看得出她当时略显稚嫩的神态。拍照那天，母亲特地披了一件红色外套，剪短了头发，还烫了当时村里年轻妇女最流行的卷发。
她在照片中大方地笑着，酒窝微陷，人显得很白，眉毛很细，好像有人专门给她化过妆似的。乍一看，我很难将照片中的她和她不化妆时的样貌联系起来。
看到照片，我自然好奇母亲小时候是怎么过的。可是，母亲似乎不太愿意细聊过去的经历，即便说起，也只有简单几句话，然后便会不耐烦地说，“过去没什么好说的，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过日子，没什么值得提的。”有时候，她会支支吾吾地回答：“过去的事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根本记不起来了。”
她越是搪塞，越让我觉得背后有故事，我于是经常拐弯抹角地问起她的童年，问起她在出嫁之前的生活。
二
母亲是一九六八年出生的，不过她在登记身份证信息时，外婆报错了年份，报的比实际出生年份要早一年。那时，田地的收成不高，乡下的生活非常清苦。母亲出生的村子叫兴无村，在停钟以北，两村之间隔着一条乌江河。兴无村地势比停钟平坦很多，村民多是沿河而住，不像停钟，几乎所有人家都住在山脚。
村里人多是按姓氏划分居住区域，外公家在乌江河边的曾家坝，附近全是曾姓住户。母亲在三兄妹中排行第二，舅舅比母亲大两岁，小姨比母亲小三岁。那个时候，“包产到户”的政策还没有实行，每户人家出集体工收了粮食之后，再按户口和工分数分粮给每家每户。外公外婆每天在村里挣工分，家务便落到了家里的三个孩子身上。
在母亲提及童年生活的廖廖数语中，她常常会感叹，那时的日子很简单，也很漫长。除了家务，她记不起当时自己还做过哪些有意思的事。她要做的家务很多，现在看来，完全不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在一天完成的活计：挑水、捡柴、洗衣、摘菜……
乌江的河堤那时多是新栽的樟树，没有多少枯枝落叶。每天一大早，母亲都会带着镰刀和捆草绳，去到村外的草丛，一丛丛地割下高过腰身的野草，再捆起来，然后背回家摊在家门前的土坪上，晒干了当柴火。她手脚麻利，一两个小时便能割好一天要烧的野草。
割完野草，母亲便要到乌江边挑水。家中的水缸要满足家里人和牲畜一天的用水，容量很大，盛得下七八担水。她那时还没力气挑起大木桶，只能用小桶，要多走几个来回。扁担很早便压弯了母亲的脊背，她有时甚至会开玩笑说，这就是她个子不高的原因。
早晨的活计干完后，母亲会帮着舅舅给家里的猪仔喂食，然后挑上家里人前一天换下的脏衣服，到乌江边清洗。农村那时候不兴用洗衣粉，肥皂也算是奢侈品。大家洗衣服有时用皂荚，但更多情况下用木棒在石板上反复锤打，或者靠手反复搓洗，来清除污渍。
母亲常说，她的手一定是在那个时候搓衣服搓多了才变得粗糙的。她喜欢把手摊开，给我和弟弟看上面的皱纹，然后向我们感慨当年的苦日子。
洗完一天的衣服后，母亲如果感到累了，就会躺在乌江边的青石板上睡上一觉。青石板旁的柳树在风中摇摆，柳枝拂过母亲的手，她会折一节柳枝，放在鼻尖轻嗅柳枝的气味。野鸭在河面飞起飞落，看着它们，母亲希望苦日子快快到头。
但在那个年代，苦日子好像永远没有尽头，能吃上一顿饱饭便是村里人最大的满足。孩子们坐等饭菜上桌时，最盼望的便是碗里能比平日多一勺白饭，沾油腥的菜想都不敢想。每个月底，公社会按工分分给农户粮食供给，再到后来，演变成了粮卡。形式虽在变，但碗里的白饭却未曾增加。
乡里人家都养了家畜。但那个时候，因为粮食供给少，外公家养不起太多的牲畜。每年开春，外公都会从其他农户家买进一两只小猪仔，养肥后，年底时宰掉卖钱来补贴家用。家里还养了一两只母鸡，用来下蛋，等它们老了下不了鸡蛋了才会被宰杀。不过，偶尔母鸡生病不得不杀时，母亲便有机会尝到一口鸡肉。她常说乡下放养的土鸡，味道最鲜美，我则怀疑是因为母亲没有多少机会吃到鸡肉，才觉得好吃。
当春天山上的茶树在雨后吐出新芽的时候，母亲便会和外婆、小姨一起去采当季的新茶，再拿到镇上去卖。当时一公斤新鲜茶叶大概能卖八分钱。母女三人一天忙活下来挣到的钱，都换了家里必不可少的物件：火柴、酱油、菜刀以及春天要播种的种子等等。
有时候，母亲也会抱怨自己的劳动不值钱，两三天摘茶叶赚的钱换不了什么东西。可是，她又不得不干这些不挣钱的活儿，因为这些是她少有的可以为家里挣钱的机会。
她说，有一年，雨水很充足，山里的茶叶长得很好，她们三人在山里摘了将近半个月的茶叶，最后换回了一只小羊羔，让她高兴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。
在母亲十岁的时候，舅舅决定从学校退学，和村里的渔民一起到外省打鱼。他需要一张渔网。可他不知道怎么织网，家里又没钱买渔网，织网的重担便落到了外婆、母亲和小姨身上。母亲也退了学，专门在家学习织网。
她学得很快，不到一年，便成了村里的织网能手。见母亲学会了这门手艺，外婆索性建议母亲靠织网来给家里赚钱。
母亲往后的日子便与渔网连在了一起，直到嫁给我父亲之后，也仍是如此。当母亲回忆起自己的少女时代，她总会告诉我说，她最开心的时候是村里下暴雨的日子。
因为一下暴雨，外公外婆便要出去清理房子周围的水沟，而村里其他大人也都因为下雨躲在家里，没有人会在外头走动。这个时候，母亲便能从织网的工作中抽身，冒着大雨和舅舅在村上的果园里等雨水打落的果实。村里的水果是公家的，平常不允许私人采摘，但被风雨打落的果子可以拾捡。母亲守在树底，等着枝丫上那些摇摇欲坠的果子掉落。果子落下的那一刻，母亲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。
但她最难过的一次经历也是拾果子。有一回，母亲背着我的小姨在乌江边割猪草。在河边，母亲看到了一簇紫得发亮的桑葚。她很是嘴馋，伸手便去抓垂在水面的桑葚。那天下过一场大雨，河边泥土出奇地滑。一个不小心，母亲的脚踩滑了，她身体猛地往前一倾，把竹篓里的妹妹倒进了河里。母亲慌了，她不会游泳，只能大声地哭喊“救命”。我的小姨在那湍急的河面上飘着，直到附近打鱼的村民赶过来，小姨才被救起。
那一年，母亲六岁，她自此不再采桑葚了。
几乎在乌江边的同一处，母亲第一次碰到了我的父亲。那天，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在乌江里捕鱼，母亲则在附近洗衣服。几个汉子光着膀子游在河里，母亲虽然害羞，但也忍不住不时偷看。不过，那次她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模样，而父亲也因为忙着捕鱼，没有留意到河边柳树下的姑娘。或许是父亲捕鱼时的专注打动了母亲的芳心，所以后来媒婆提亲时，母亲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。
图｜何江父母“为什么你当时决定嫁给爸爸，而不是河里其他打鱼的人呢？”有一次，我忍不住问。
“你父亲家那时有六亩水田，那几乎是我家的两倍多。”母亲充满现实的考量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责任承包制在全国推行后，各个村落都按户口和村里农田的数额重新分配了农田使用权。停钟的水田比兴无要多，父亲家自然多分了很多。
母亲说完后，似乎又觉得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，补充说道：“你爸爸那个时候干农活很厉害，看起来靠得住。”
“什么叫靠得住？”
“他那时候力气很大，挑一两百斤的担子在田埂上能跑起来，村里没几个小伙子有他那么大的力气。他有这么大力气，往后种田过日子，自然就靠得住了。”我忍不住想，乡下那个时候挑对象的标准真是实在。难怪村里媒婆说媒时，不强调人的长相，只夸人会不会干活，有没有力气。
“而且你爸那时还在镇里饭店当帮厨，村里没几个男的可以在镇上找到工作的。我当时想着你爸一定很有能力，才答应嫁给他的。”
“我好像没怎么听爸说过他做帮厨的事啊？”
“我们结婚第一年他就没干了，你爸只知道回家种田，也不想想镇上赚钱机会多，待久了自然能找到好工作。”
三
母亲出嫁那天，嫁妆里有一床红棉被、一张木桌、一个床头柜、一个红皮箱，还有一套织网工具。接亲的队伍锣鼓喧天地进了她家的门，把嫁妆用扁担抬了起来，然后簇拥着她出嫁。母亲给自己换上一件红外套，画了画眉，在头发上别了一朵花，然后就随着接亲队伍趟过乌江走向停钟。
进村的时候，爷爷一家在村口点燃了炮仗。爆竹噼里啪啦响个不停，直到把母亲迎进新家才渐渐停息。
出嫁了，成家了，可这新家究竟是什么模样呢？母亲环视着她的新家，像所有刚进门的媳妇一样，开始清点家里的东西，好知道往后的日子怎么操持这个家。她数了数家里猪圈、鸡圈的猪和鸡，看了看谷仓的粮食；她打量着土砖砌成的房子，用手拂去墙角丛生的苔藓；她清理好锄头、铁耙、扁担、木桶、风车，好弄明白家里究竟有多少能用的农具。
这一查看，让母亲心里凉了半截，因为父亲家的实际状况比媒婆提亲时说的要差了很多。
母亲有点担心，可又不知如何说出口。她想着以后要是有了孩子，家徒四壁，她和父亲养得起吗？
想那么多干嘛?母亲不是那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人。有能力的媳妇能够把穷家操持得过上好日子，她也要做点事让公婆知道他们的媳妇能干。像她小时候在家一样，母亲开始在新家织渔网。
她摆好织网的木架，把鱼线缠在网针上。鱼线打好结后，母亲用竹尺丈量好网眼的尺寸，然后拉动网梭开始织网。鱼梭打在竹尺上，绕竹尺一周，在收尾时穿过竹尺周的鱼线一次，再绕回来，用力一拉，一个渔网结便打出来了。母亲织得很快，不到一周，便做好了一张渔网。
父亲很爱捕鱼，但家里一直没钱买渔网。有了这张渔网，父亲经常在黄昏后，带着母亲到村里的水塘边下网。他之所以选在黄昏，是为了让村里其他人发现不了渔网的位置。等过了一夜拉上渔网时，上面缠住的几百条小鱼在清晨的光线下闪闪发亮。母亲把渔网收上来，小心翼翼地取下小鱼，去掉内脏，撒上盐再烤成干鱼，让家人能够长久尝到荤腥。
母亲还四处搜集野菜：野山菜，茶花，栀子花，蕨菜等等。蕨菜是春天的绝佳美食，但蕨尖带毛的地方有微毒。做蕨菜时，母亲会用开水焯一遍，将有毒的部分掐掉，再把蕨菜切成两截，扎成小捆，放进坛子里腌制。腌制的野蕨菜是我小时候最爱的食物，如果再搭配几片猪肉，那真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美味。
雨季里，要是水田的田螺长肥了，母亲便会提个桶子，去田里捡田螺，回家后放在清水里养几天。等田螺吐掉泥巴后，母亲会用开水烫煮，拿竹签挑开田螺的厣，去掉肠子，做成一道青椒炒田螺。
除此之外，桃树分泌的桃油、荷塘的莲藕……但凡乡下能够做成美食的原料，经过母亲的搜罗，都会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。
母亲常说，她当时做那些食物是为了喂饱我和弟弟。父亲在农活上管得较多，不太会在意一日三餐这些小事情。我和弟弟出生之前，家里吃得简单，大人都能将就。可等我和弟弟出生后，母亲便会设法找些新鲜食材来给我们补充营养。因为母亲，家里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。
乡里人，出生、长大、干活、结婚、生子、养家，像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，像一段注定的宿命。既然无法摆脱农民的命，那就只能努力一点，让自己的下一代过得更好，让他们的将来有个好起点。
有了孩子之后，母亲褪去了少女时代的稚嫩，多了一份坚强，像勇士一般成天想办法和苦日子斗法。在她眼里，任何有用的东西都是可以变成钱的，这其中就包括她的头发。母亲平常注意保养头发，碰上收头发的人进村，她便会散开发髻，明码开价。“只能按我说的价钱买这缕头发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”她的语气坚定，因为她知道要再长回那一头乌发得花多少时间。
在母亲过门的第三年，她作为织网工的名声在停钟传开了，邻近的村民都慕名找来，纷纷找她定制渔网。那时，我们家的墙上挂满了渔网和鱼线，或是竹山村某家想要一张丝线网，或是烟田村的农户想做个鱼线网笼，或是专业的打鱼户要织个长达几百米的拖网……生意好的时候，渔网堆满了我们家的空地，母亲不得不把那些织好的网堆到床上，她和父亲有时就直接睡在新织的渔网里。
母亲织网的时候有个小目标：不论她织的是什么网，她都希望每天能织出一个网眼。不同类型的渔网，做工、耗时都不同，但全是以网眼数来算工钱的。织出一万个网眼大概能赚四块钱左右。母亲在心里盘算着，要是她每天能赚四块钱，一个月便是一百二十块，一年便是一千五百多块。
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的母亲来说，几乎是一笔诱人的财富了，她多苦多累都感到有劲头。为了完成目标，母亲不得不专注于工作，有时连孩子都没太多心思照顾。
她把我和弟弟放在身边，任由我们在新织的渔网里打滚、睡觉、拽线球或是咬线团，只要我们不哭就好。太阳从东边的窗口照进，又在西边的门缝里拖着余晖沉下山坡。她就一直坐在织网架旁，一天里除了吃饭，几乎不怎么起身活动。乡下那些年晚上经常停电，天黑了，她会点上蜡烛，直到蜡烛燃尽最后一滴油，她才会揉揉酸痛的眼睛，准备收工。
在最忙的日子里，她的动作变得机械化，以至能在黑暗中以同等的速度织网。父亲说，有时候半夜醒来，他仍会看到熟睡的母亲不停地晃动着手，好像在打结织网。
四
我一定是从母亲那儿学会了“坚韧”这个词。当我向母亲抱怨学校里作业太多的时候，她会告诉我，她是怎样学会织渔网的。
“我学织网的时候差不多是小学四年级。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很好，好几次期末考试我都在学校里得了第一名。”母亲说，“我语文非常好，作文写得好，但那个时候家里没条件提供书和文具，让我练习写作。当我问你外婆要钱买铅笔时，她就哄我说，如果我能够帮她织一张渔网，她就给我买一支铅笔。”
“儿子啊，你是不是也想帮我织张渔网？或者去帮你爸把那些地坪里的谷子晒干？要是你不想做作业，就来帮我们，反正我们也缺人手。到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读书是多么轻松的事了。”
母亲总有办法说服两个儿子用心读书。
她喜欢读书，任何写有文字的东西，她都看得津津有味：村里杂货店里裹东西的报纸，药瓶上的说明书，老黄历……她都喜欢读。
母亲识字，但仅限于一些常用字。要是碰到复杂的，她要比画很久，分析部首，才能大致明白意思。她几乎已经忘记怎么写字，除了家里人的名字，其他的字，她要想很久才知道怎么起笔。
要是母亲多上几年学，她肯定能识得更多的字。只可惜，外婆那时觉得读书对女孩子没用处，因此在母亲四年级时就强迫她退学了。母亲哭过、闹过，甚至出逃、绝食过，希望外婆回心转意。
可是，一个小女孩怎么拗得过她的母亲呢？况且贫寒的家境也供不起她读书了。
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”外婆朝着母亲大吼，“你只要数得清鸡窝里那些母鸡下的蛋就够了，学那么多没用的字，写出来给谁看呢？”几十年过去了，母亲对外婆的斥责仍然记忆犹新，足以想见她的不甘。
或许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上学，母亲才会特别喜欢看两个儿子读书的模样。放学回家，我和弟弟便会在母亲面前朗诵当天学的课文。她坐在我们旁边，手里一边织着渔网，一边静静地听我们朗诵，听得入神了，便朝我们这边看一看。等到我们读完了，她会倒上一杯茶水，递过来，对我们说：“儿子啊，你们嗓子干了，喝点水，再读些课文给我听。”
或许是课文勾起了母亲的回忆，她忍不住问我们：“你们读的故事真好听，是哪个老师教给你们的？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学的第一篇课文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你们现在的课本上还有这篇课文吗？为什么你们课本里的故事跟我当时学的，完全不一样呢？再读一些，再读一些，反正蜡烛还有很多，你们也不困。”
就这样，我和弟弟的许多个童年夜晚，都是在母亲这样的渴望和要求下度过的。我常常想，在那些漫长的夜晚里，母亲打了多少渔网结？又燃尽了多少根蜡烛呢？屋外夜空中的星星俨然换了位置，母亲抱起趴睡在桌子上的两个儿子，把他们轻轻放到床上。
图｜何江一家人参加电视节目母亲对书的喜爱，令我印象特别深刻。我小学毕业那年，父母间发生了一次口角。那天，母亲少见地动怒了。
原来，父亲自作主张，把我的小学课本以两块钱一斤很便宜的价钱，卖给了收废品的，母亲知道了很是愤怒，她无法容忍父亲把书当废品的行为。
这件事情让我当时有点哭笑不得。不过，即便是到了今天，每每看到有人不珍惜图书的行为，我都会想起父母当年的口角。
在童年求学的那段日子里，我经常因为家里困窘，隔三岔五地短缺文具。我不敢向父亲多提，只能问母亲。她总能变着法子给我找到新文具。要是我的本子写完了，她便会用橡皮擦掉我用铅笔写过的本子，让我重新再用。擦不掉的，她会让我当草稿本用。她偶尔到镇里去买东西，也会扛回来一叠旧报纸，让我在报纸边角的空白处练字或做算术。
母亲身上，似乎有着一种神奇的变废为宝的能力。
她能把一件简单物品的用处发挥到极致，让别人看不出家里的窘境。所有物品在她手上，都是多功能的：洗脸的脸盆可以用来腌制撒了盐的鲜鱼，收集杀猪时的猪血，存放要喝的井水，用作澡盆在夏天里冲澡，甚至盛放家里熬的猪油；在铁匠铺打的刀子，可以是切菜的菜刀，割猪草的镰刀，削笔刀，砍柴刀，甚至是钉钉子的锤头……
母亲开玩笑说：“要是一张门不能拆下来做杀猪时用的门板，怎么好意思算作是一扇门呢？”
为了应对家里人生病，母亲从乡下郎中那里学会了很多实用技巧。她懂得不少单方，也能识得多种草药。一有闲暇，她便会从野外采回一些草药，晒干存好以备不时之需——茅草根收集起来能止血，鱼腥草能降火消炎，炉灶灰里的土鳖虫晒干研成粉末能祛瘀血……
有时候，我觉得母亲就是一位郎中，任何疑难杂症在她手中都不是问题。
有一次，我被蜘蛛咬了，手肿起来，伤口处很是痛痒，像有蜘蛛丝在我皮下生长着。我跑去向母亲求救。她看了看伤口，让我从棉被中扯一些旧棉花，再取一些家里酿的米酒。她把棉花撕开，一层一层裹住我的手，然后把我的手浸到米酒里，让我咬住一根筷子，叮嘱我：“儿子，我待会儿用火来给你烧一下伤口。别怕痛，火能解蜘蛛毒。”
“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我被烧伤了怎么办？”
“别担心，我会控制好火烧的时间。”她边说边点燃了火柴。我现在已经忘记火在手上燃烧了多久。只记得，火刚开始烧外层棉花的时候，我不觉得疼痛，当热量越来越高时，那种灼热感几乎让我难以忍受。我盯着燃烧的棉花，觉得时间很漫长。我想大叫，但嘴里咬着筷子，让我想叫也叫不出来。
有那么一刻，我试图甩动我的手，甩掉缠在手上正在燃烧的棉花，母亲阻止了我。当火被熄灭后，我吐掉筷子，在房间里歇斯底里地又叫又跳。
当我们一家人在冬天的长夜里坐在火炉旁唠嗑时，母亲总会笑着回忆起这则用火疗伤的故事。她告诉我和弟弟，乡下长大的孩子是要早早成为男子汉的。毕竟，乡下的小孩哪个不会被小毒虫叮咬呢？
成了男子汉，这些咬伤就变得不值一提——母亲不只是口头说说，她自己就很能承受疼痛。
当寒冷的冬季到来时，我经常看见母亲拿着燃烧的蜡烛，朝着她因患冻疮而开裂的手上倒融化的蜡水。她不确定蜡水能否封得住开裂的手掌，她只知道蜡水烫手的时候能够止痒，止住了痒，她就可以继续干活了。
不过，不论母亲多么精明能干，生活里总会有让她手足无措的时候。在母亲出嫁的第五年，我的弟弟得了一场怪病。得病的时候，他没了食欲，对大人的叫喊也没太多反应，好像变成了傻子，经常毫无缘由地哭笑。母亲试过很多土方子，但都不奏效。
“我听说村里常有捉弄小孩的鬼怪，只有小孩才看得到。你们说，我的儿子是不是看了那些鬼怪，被吓得丢了魂魄？”当时的农民对于难以解释的病，常会扯到鬼怪头上去。要是小孩被认定是受了惊吓，便只能找巫医来驱鬼。“畜生！捉弄谁不可以，非得捉弄我儿子。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认定儿子是因为受了惊吓而得病之后，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她背着弟弟，去了附近住着的一位会驱鬼的巫医那里。她沿着田埂穿过许多丘田，翻过几座小山，到巫医家门口时，却因为心急而忽略了路边的水塘，一脚踩空，掉进了塘中。母亲慌了，在水中大喊“救命“，弟弟在她的背后哭得更是厉害。母亲一边急着安慰弟弟，一边急着叫喊求助。
夜深了，那里没有人经过，任凭母亲喊叫也没人听见。她慌神了，可是她知道此刻要镇静，她强迫自己定了定神，这才发现自己离塘岸很近，水也不深。于是，她摸黑抓住了塘边的柳树根，一点一点地从水塘爬上了岸。
“害人精，是你在作怪吗？！是你要害我儿子吗？”上岸之后，母亲歇斯底里地哭喊着，“告诉你，我一点也不怕你，前面就有个能够收鬼的。我这就过去，要他把你烧成灰！”
